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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维西县死傈僳族当家山高皇帝远事业单位还要加民族分

gecimao 发表于 2019-03-15 11:45 | 查看: |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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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僳僳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古老的成员。主要聚居在云南省怒江僳僳族自治州,其余分布在丽江和迪庆、大理、保山、德宏、楚雄、临沧等州县。四川省的盐源、盐边、木里、德昌等县也有分布。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僳僳族人口数为634912。使用僳僳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先后使用过3种文字,一种是西方传教士创制的拼音文字,一种是维西县僳僳族农民汪忍波创制的音节文字,第三种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制的拉丁字母形式的新文字,已在怒江僳僳族自治州推行。

  僳僳族的名称,最早见于唐人著述,樊绰的《蛮书》称之为“栗粟”,被认为是当时“乌蛮”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彝族、纳西族在族源上关系密切。根据民间传说和历史记载,公元8世纪时,僳僳族的先民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曾受“勿邓”、“两林”两个强大部落的统治。1 2世纪以后,僳僳族先后受元代丽江路军民总管府、明代丽江土知府木氏的统治。16世纪中叶,由于战争以及反对木土司的压迫和掠夺,大批僳僳族人在头人木必帕的率领下,渡过澜沧江,越过碧罗雪山,进入怒江地区。此后的两个世纪,陆续有大批僳僳族往西和往南,迁入德宏、临沧、耿马等地。有的则沿金沙江南下,进入禄劝、大姚等地。19世纪20年代,清朝在靠近内地僳僳族分布的丽江、永胜、华坪等地,实行“改土归流”。一些世袭的纳西族和白族土司为流官所取代。

  1908年,云贵总督府及丽江府派阿墩子(德钦)弹压委员夏瑚巡视怒俅两江,夏瑚委任怒管及俅管袁裕才等分别管理怒江及俅江(独龙江)事务,并下令取缔过去康普、叶枝、察瓦龙等地土司对僳僳族、独龙族的苛派。

  1911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中国领土片马、鱼洞、岗房等地。辛亥革命后,云南军都督府都督蔡锷任命西防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师师长李根源组成3个殖边队进驻怒江地区,从而阻止了英国殖民势力向怒江的窥伺。此后,云南地方政府分别在怒江地区建立了知子罗(碧江)、上帕(福贡)、菖蒲桶(贡山)、泸水等4个行政委员公署,1928年以后分别改为设治局,并在独成江的茂当设立公安分局,管理独龙江事务。

  新中国成立以前,僳僳族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居住在云南省丽江、维西、永胜、云龙、兰坪、保山和四川省等地的僳僳族已进入封建地主经济社会。居住在大小凉山周围的僳僳族,已分化出一些中小奴隶主,从事农业或半农半猎。居住在怒江的僳僳族生产力水平低下,铁具和竹木农果并用,以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为主,狩猎、采集为辅,社会分工不明显,手工业和商业还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实行以物易物的交换方法,在碧江、福贡等县出现一些以物易物的初级市场。怒江僳僳族地区的土地私有制已经确立,农村阶级有了分化,但有存在着原始的公有制和家长奴隶制的残余。土地制度分为个体私有、家族共同伙有、村寨及家族公有3种形式,并普遍存在一种伙有共耕制“哈米贝来合”,这是一种由公有向私有过渡的土地所有制和耕作的原始协作形式。16~20世纪初期,怒江僳僳族还存在过家长奴隶制,奴隶被当作家庭成员或养子看待,日常生活与主人略有差别,社会地位较低,有的奴隶可以赎身为自由民。到1949年为止,怒江地区的家长奴隶制已基本瓦解。

  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僳僳族还保存明显的氏族残余。同一祖先后代所组成的集团莆“初俄”,即氏族。怒江地区僳僳族的氏族名称有虎、熊、猴、蛇、羊、鸡、鸟、鱼、鼠、蜂、荞、竹、菜、麻、柚木、犁、霜、?8种,这些氏族名称同时又是各个氏族图腾崇拜的象征。同一氏族之下,由父亲的2代至4代人所组成的亲族集团称为“体俄”,即家族之意。家族在现实生活中还起一定的作用。由若干不同的氏族和家庭所共同组成的村寨称为“亢”。村寨头人有的是自然形成,有的是各家族老人互相推举,称为“搓吾”;由官府委派的头人则称为“实帕”。头人不得世袭,其职责是:对内领导生产,调解纠纷,主持祭祀,对外承头纳贡,摊派夫役,领导血族复仇,缔结盟约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和人民政府根据僳僳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分别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方式,先后完成了僳僳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在丽江、永平、永胜、云龙等县的僳僳族地区,地主经济比较发达,采取了和汉族地区相近的土地改革的办法,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在云南省中旬、宁蒗、潞西、保山,四川省西昌、盐边等和藏、傣、彝等族杂居的僳僳族地区,则采取比较和平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在怒江地区沿边四县和德宏自治州山区的部分僳僳族,则通过互助合作道路发展生产,逐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1954年8月,建立了怒江僳僳族自治区,包括泸水、碧江、福贡、贡山等县,1957年1月改为怒江僳僳族自治州,并将兰坪县划入建制,实现了僳僳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40多年来,僳僳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凭借自己的双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粮食产量逐年增加。目前,僳僳族地区已建立了发电、汽车修理、农机、稀有金属、制糖、制盐、造纸、印刷、制药、酿酒、榨油、砖瓦、陶瓷、建筑、食品加工等多种企业,并培养出本民族的一批产业工人。交通通讯事业有了较大改善,自治州各县基本都通了公路,邮电网四通八达,大大加强了僳僳族同兄弟民族间的联系。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僳僳族有了自己的大学生、教师、医生、科学技术人才,建立了医院、卫生所和防疫站,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僳僳族人民能歌善舞,凡遇结婚、盖房或收获时节,总要尽情歌舞。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了大量富于民族特色和生活感染力的诗歌曲调,内容可分为生产调、盖房调、收获调及逃婚调等。僳僳族的诗歌通常都是七字句式,有严格的对仗。诗歌和曲调形成了固定形式,所有的诗歌都可以吟唱。常见的曲调有“莫瓜”、“由野”、“掰史’’等。曲调有的高吭激昂,有的低沉感伤。演唱时,往往配以琵琶、四弦、口弦等。舞蹈的动作矫健有力,生动活泼,节奏性强。僳僳族民间流传着丰富多彩的口头文学作品。浩如烟海的民间故事,有神话传说、洪水泛滥、人类起源、大山大箸的来源等.如《天神捏地球的传说》《洪水滔天.兄妹成家》《天狗吃月亮》等等;反映善良正直和凶残邪恶相斗争的如《绿斑鸠的故事》、《阿普和阿邓的故事》、《姐妹俩》等;在歌颂民族英雄和反帝斗争的故事中,“恒乍绷和木必扒”的传说家喻户晓。

  僳僳族的服饰,各地大同小异,大都穿自织的麻布衣服。男子一般着短衫,裤长及膝,有的用青布包头,左腰佩砍刀,右腰挂箭袋。妇女上穿右衽短衣,下着长裙,头上饰以红白色料珠,胸前有彩色料珠串成的项圈。各地因衣服颜色的差异而被称为“白僳僳”、“黑僳僳”或“花僳僳”。“花僳僳”的衣着绚丽多彩,“黑僳僳”的穿着典雅大方,各具特色。僳僳族以玉米、养子为主食,由于狩猎,肉食也极为丰富,无论男女,都善饮酒。僳僳族的住房有两种结构:一种是木结构,四周用长约一、二丈的木料垒成,上覆木板,内地的僳僳族大都居住这种房屋。另一种是竹木结构,先在斜坡地上竖立二、三十根木桩,上铺木板,四周围以竹篾篱笆,顶盖茅草或大板,屋中央置一大火塘。这种房子流行于怒江僳僳族地区。

  僳僳族尊敬老人。吃饭时,第一碗双手递给年长者,吃鸡把肝夹给老人,鸡头给年纪最大的。如果杀猪,有几个老人就把肝切成几块,过年杀猪把头留着,作为给父母、岳父母拜年的礼物。如果只杀一头,就把头砍成两半。办喜事杀猪宰牛,要把最大的牛头送给岳父母。

  婚姻行一夫一妻制。过去,头人及富裕户有一夫多妻的。男子婚后与父母分居,组成小家庭。青年男女婚前恋爱自由,但结婚往往由父母包办。妻兄弟妇、姑舅表亲及亚血缘族内婚盛行。人死后行土葬,垒土坟,有氏族墓葬场。

  僳僳族群众过去信奉原始宗教,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有巫师。20世纪初,一些西方传教士进入德宏、怒江地区,传入基督教和天主教。

  1950年以前,僳僳族人民行用自然历,借助花开、鸟叫,将一年划分为花开月、鸟叫月、烧火山月、饥饿月、采集月、收获月、煮酒月、狩猎月、过年月、盖房月10个季节月。主要节日有澡塘会、收获节、过年节等。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腾冲僳僳族群众每年农历二月十七日过刀杆节”。分两天活动,第一天“下火海”,用栗柴烧成一大堆火炭,表演开始,五个人赤脚围着火炭跳出跳进,然后“打火滚”,即在火炭上翻滚;“洗火脸”,即捧起火炭洗脸;最后把在火炭里烧烫了的铁链子拿在手里传来传去,叫“拉火链”,表演完毕群众一起跳舞。第二天“上刀山”,把32把磨得锋利的长刀,横绑在两根高四丈的粗栗木杆上成梯子形,顶端有红旗、鞭炮,在一片鞭炮锣鼓声中开始表演。

  展开全部关于傈僳族的记载最早见于唐朝文献,史籍称“栗粟两姓蛮”或“栗蛮”及“施蛮”、“顺蛮”,均属“乌蛮”支系。与唐朝并存的南诏国对傈僳族的称呼为“傈师侯”、“力苏候”、“傈僳候”。由此可见,自唐以来傈僳民族的自称和他称都定位在发音为“傈僳”的范围之内。傈僳族当时居住在以四川宜宾到云南迪庆境内的金沙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对迪庆、丽江等地的地物进行了命名,有些沿用至今。比如金沙江在傈僳语中叫“孤独乃以”、澜沧江叫“罗措乃以”其中“孤独”可能是“出境、高山之水”的意思,而“罗措”却有“峡谷中奔腾而下”的意思,河流之名与澜沧江在迪庆境内峡谷耸立、落差巨大、激流奔涌的事实相吻合,估计汉语“澜沧”是傈僳语“罗措”的音译。傈僳族《创世纪》称丽江境内的玉龙雪山为“我罗王贡”,“我罗”有家乡的意思,“王贡”是“雪山”的意思,后被汉语音译为“玉龙”。在傈僳族《祭天古歌》之《唤祖》中,也提出了“腊苯”(傈僳语:指今白族)、“腊罗”(傈僳语:指今彝族)两族的概念,说明傈僳族在当时已经和彝族、白族等氐羌后裔民族划分开来,形成了独立的民族。由以上历史资料可以肯定,傈僳族部落在唐朝之前,已经全部完成从黄河上游的“蒙汗滴里”(青海湖)到中国西南的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并且在今天迪庆、丽江的澜沧江和金沙江流域定居下来,形成了完整的民族体系和部落集团。

  唐朝时期的傈僳族分布在今川、滇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两岸的广阔地带,也就是当时南诏国的北方疆域、吐蕃的南方和唐朝的西部边境,其地理上的分布与今天的傈僳族分布格局大致相同。只是大部分傈僳族仍然生活在澜沧江以东,还没有迁徙到怒江流域。

  唐朝后期,由于南诏与吐蕃联合与东部的唐朝对抗,并攻击四川,迪庆境内的傈僳族部落处于吐蕃与南诏之间,属于战争后方,没有受到南唐之战的严重波及。而居住在四川西部今西昌地区的部分傈僳族受“勿邓大鬼主”帮助唐朝抗击吐蕃的战争影响,逐渐往金沙江上游的傈僳族聚居地迁徙。由于这一时期迪庆、丽江、剑川境内社会相对平稳,生活在此的傈僳族在具备了梳理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社会条件,生产方式从游牧和狩猎逐渐向农耕时代过渡,图腾崇拜向原始宗教过渡。《祭天古歌》和傈僳族的一系列口传史诗也在这一时期相继完成,并得到完善。

  维西傈僳族汪忍波发明傈僳族音节文字之后,搜集整理的傈僳族《祭天古歌》第一章就是《仆帕苦》,翻译成汉语是《唤祖》的意思,这是傈僳族祖先崇拜的文献证据,对傈僳族的族源以及历史研究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仆帕苦》是以呼唤祭天师的形式进行演唱的,《唤祖》从呼唤第一代祭天师“哇阿友”开始,依次是“哇缅欧”、“哇那佐”、“哇然光”、“哇迪力”、“哇爱努”、“哇欧努”、“欧巴夸”、“哇那独”、“阿王简”、“哇那扁”、“哇来独”、“哇此独”、“哇扩白”、“哇布努”、“哇都努”、“哇果倮”、“哇克里”、“阿纳宝”、“哇忍波”。哇忍波就是现在傈僳族学术界有统一认识的第二十代祭天师“汪忍波”,由以上二十位祭天师的姓氏可以看出,傈僳族祭祀天神的活动是由傈僳族中的“鱼氏家族”完成的。我们按每一代祭天师活50年计算,到汪忍波这一代祭天师去世的时候,傈僳族的祭天活动延续了二十代,至少是一千年。据史料记载,汪忍波是于1965年去世的。由此上溯一千年,说明傈僳族独立的祭天活动最迟在公元960年就开始了,在中国历史上是五代十国时期。这一时期,傈僳族主要居住在大理国境内的今迪庆地区和与大理国毗邻的“昆明”西部,虽然五代十国时期的汉文献没有触及居住在中国西南一隅的傈僳族的任何资料。但是由《祭天古歌》推算出来的这一时间与汉文献首次提出傈僳族称的年代是非常接近的。这一史实也可以旁证傈僳族在当时的确已经形成独立的语言、文化、宗教体系,近而可以排除唐朝时期汉文献对傈僳族称“施蛮”、“顺蛮”的笼统定义。

  两宋时期,傈僳族一直生活在大理国北方,与唐时期居住格局大至相同,地域北邻吐蕃,属大理统辖。由于大理国归附宋朝,大理国与吐蕃之间时战时和,傈僳族部落也卷入了两大集团的战争之中。这个史实在《祭天古歌》之《且色麦色》的篇章也有所披露,“且色麦色”是“开战打仗”的意思,是傈僳族古代军队在战斗之前乞求战神的祷词。长诗第二章节中明确地提到了白族,诗中说道“居住北方的三勇士、江河下游的两勇士、和白族人中的两勇士,是猎杀北方之鹰的好男儿”。说明傈僳族当时身处大理国与北方吐蕃对抗的前沿。居住北方的两位勇士是谁呢?就是傈僳族自己。南诏、大理与吐蕃断断续续的边境争夺战场从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到四川境内的雅砻江纵横数百里、历时上百年,时断时续。傈僳族部落恰巧就居住在这些地区,维西永春河谷和金沙江边的塔城、其宗等地处于大理与吐蕃战争的战略咽喉,长期成为双方反复争夺的关键区域。傈僳族部落处于两大势力的夹缝之中,面对时战时和的战争双方,在军事和政治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公元1252年,忽必烈率领蒙古军队征服吐蕃各部,沿横断山脉一路南下,并相继到达迪庆境内,在金沙江北岸集结。大理国驻守长江的磨些(今纳西族)叶古年部落首领阿宗阿良(木氏土司先祖)迎降蒙古军队,在长江第一湾石鼓镇协助蒙古军团渡江成功,史称“元跨革囊”。叶古年部落从此成为丽江世袭的土司,统治滇西北长达400多年。虽然同朝为臣,但出于封建割据的领地扩张,木氏土司从元开始至明清时代,与吐蕃农奴主争夺迪庆地区的战争也从未停止过,作为木氏土司军团的傈僳族部落由于特殊的居住地域,再一次成为战争前锋,并在自己的家园进行了漫长的拉锯战争。木氏土司与吐蕃农奴主争夺迪庆地区的战争尤以明朝期间最为残酷激烈,傈僳族是以氏族为军队番号参与战争的,他们又受木氏土司管辖。所有傈僳氏族部落都参与了这场战争。据丽江石鼓铭文记载,明嘉靖二十七至二十八年(公元1548年一1549年),吐蕃两次派重兵进攻临西县(今维西县)及巨津州(今丽江巨甸),丽江土知府木高率兵与之作战。在攻打临西的几次战役中,傈僳族兵丁都置于战斗的最前列,用巨木撞击城堡,利用“弩弓队”为前驱征战,几次击败侵占临西的吐蕃武装。由于木土司推行封建大民族主义,甚至为了防止傈僳族部落反叛,执行禁言政策。傈僳族兵丁无法忍受木土司的苛刻待遇及残酷战争,在荞氏族首领“木必扒”的率领下,于公元6世纪末率众西迁。他们渡过澜沧江,翻越碧罗雪山,抵达怒江两岸。这是进入怒江地区最早的一批傈僳族,也是继青海湖西迁以来,傈僳族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迁徙。直到今天,维西在傈僳语中叫“洼巴牧”、“若牧”,都有故乡的意思。而怒江地区在傈僳语中叫“怒牧”,意思是“怒族人的地方”。由此可见迪庆地区在傈僳族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傈僳族部落第二次西迁之后,迪庆地区并没有丧失傈僳族文化的中心地位,傈僳族文化、宗教以傈僳族文化的主流身份在维西广大地区传承着。据有些学者推测,可能在明末清初,曾经形成过一种傈僳文字或者文字雏形。1802年冬天,由于不堪忍受流官的残暴统治,维西傈僳族原始宗教领袖“尼扒夷主”恒乍绷领导傈僳族人民进行了反对清朝反动统治的起义,起义历时3年,参与民族除傈僳族外,还有纳西族、藏族、怒族、白族、汉族等,起义覆盖三江地区,进行了上百次规模不同的战斗。从《觉罗琅干平傈碑》的记载上看,起义军的确做到了令行禁止、攻守有序、保障严密。起义军占领维西攻击石鼓的时候,作为最高军事统帅的恒乍绷并不在战场,而是远在百里之外的小维西指挥协调,据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起义军的联络和指挥是用“木刻”完成的。如果木刻上没有文字,如何进行复杂的大规模军团作战指挥和庞大的后勤协调呢?因此,有学者认为最晚在1802年,迪庆境内的傈僳族已经有了一种文字,至少是一种文字的雏形,用于战争联络和通报紧急事件。但这种文字仅限于在尼扒之间流传,因而在起义失败后发生了断代,这个推测也是出之有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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